工藤三郎曾是日本731部队的一名士兵，目睹了731部队的惨烈覆灭。在这场历史性的灾难中，他侥幸逃脱，却也亲眼目睹了日军在最后几天的疯狂挣扎和无尽暴行。
1945年8月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尾声，日军的失败已成定局。苏联的百万大军整装待发，准备彻底摧毁关东军，而731部队也感受到了灭顶之灾。8月10日深夜，石井四郎紧急召集了各部队的部长开会商讨应对计划。
在这次会议上，石井四郎提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提议——为了保住731部队的机密，部队的2000多名成员及其家属、数千名中国劳工以及了解机密的中国翻译，必须一一清除。他指示日军及其家属服毒自杀，对于中国人，则毫不留情，全员屠杀。
展开剩余85%然而，石井四郎的极端提案激起了各部长的强烈反对。第一部部长菊池少将认为，731部队的成员和家属应尽量设法营救回国，而对待中国人的问题则可以另行决定，但不必将所有人都杀死，毕竟一些人仍有价值。石井四郎一向霸道强势，但此时他并未过度强硬，以免引发部下的反感和叛乱。最终，他放弃了屠杀所有人的计划，但对于中国人，石井四郎依然心狠手辣，允许各部队自行处决。
首先被处理的是中国翻译，这些曾为日军效力的中国人，知晓了731部队的太多机密，成为了日军的“潜在威胁”。不少翻译早有预感，纷纷逃离，然而李初亭却仍然选择留下。他和宪兵室的春日中一有着深厚的关系，认为日本人不会背叛他，然而，他错了。
8月11日清晨，春日中一与工藤三郎带着上司的命令前去找李初亭。春日中一敲响了李家的大门，李初亭笑着迎接义兄，却不知自己的死亡已悄然逼近。春日中一用流利的中文说：“石井部队长请你过去，有好事。”李初亭欣然跟随，心中暗自欢喜，认为日军可能要带他和家人逃往日本。李初亭的妻子曾劝他逃跑，但他却断然拒绝。一个小时后，李初亭便在731部队大楼内被日本兵当场射杀。
与此同时，731部队的实验室内，曾被日军用来做各种惨无人道实验的中国劳工——“马鲁达”们，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杀。那些曾被日军抽取血液、用细菌进行实验的中国人，早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但日军的暴行仍未止步。工藤亲眼目睹了这一幕，在日记中他写道：
“到处都在杀人。为了加速进程，日军用毒气来处决我们这些‘囚犯’。有的‘囚犯’拼命挣扎着想逃跑，但重机枪毫不留情地扫射他们。”
工藤继续写道：“这些人被杀死后，我们将尸体丢进大坑，泼上汽油焚烧。由于尸体太多，堆了好几层。有些尸体未烧透，被草草用土埋了。军官们觉得这不够彻底，于是下令把尸体挖出来，再次焚烧。”
工藤对第二次焚尸的场面记得尤为清楚：“尸体没有烧透，有的已经烂得无法辨认。那些未完全烧焦的尸体，半张脸还带着活人的眼球，四散的碎骨和腐肉让人无法忍受。那一刻，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几乎崩溃，仿佛成了疯子。”
尽管如此，日军仍未完全放过那些能派上用场的中国劳工。当撤退命令在8月11日正式下达后，731部队的日军开始慌乱地准备逃跑，并强迫中国劳工帮助他们搬运逃跑所需的物资。
8月13日，铁路专用线上，日军强迫数十名中国劳工装载大米、白面、豆瓣酱等物资。当天午后，日军家属纷纷涌向小卖部抢购必需品，食堂的劳工则被逼迫加班做硬邦邦的馒头。工藤咬着一个硬馒头，满腹怒火，心中盘算着如何让中国劳工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此时，整个731基地陷入一片混乱，杀害中国劳工的计划被暂时搁置。
731部队的营区内已乱成一团。日本士兵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走，教育队的学员们匆忙打包准备逃命，屋里乌烟瘴气。办公区、宿舍区充斥着争吵、辱骂和哭声。医院的轻伤员甚至不顾病痛，急匆匆地返回宿舍准备逃跑，重病员则泪眼婆娑，盯着床头的一瓶氰化钾，绝望地哭喊。
当工藤在傍晚去医院时，发现整个医院早已乱作一团。走廊、病床上，已经有许多伤兵服毒自杀，尸体遍地。日本妇女们带着行李、拎着孩子，拼命挤上通往逃生的列车，为争夺车位而打骂不停。为了不被遗弃，日军士兵和家属几乎不惜一切代价挤上火车。尽管几列火车已经发车，仍然有不少日本士兵和家属未能成功逃脱。
石井四郎在撤退前下令焚毁大部分飞机，只留下两架运输机。大撤退时，石井四郎和他的家眷、高官们早早登上飞机，安然离开。为了防止背叛，石井四郎安排女婿增田义穗少佐亲自驾驶飞机带着家眷逃回日本，然而在他的身后，仍然有大量无法逃脱的日本士兵和家属。
那些被遗弃的日本妇女们，不顾满地泥泞，痛哭流涕，有些人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。哈尔滨光复后，当地百姓从731部队遗弃的仓库里发现了三个日军尉官的尸体，他们选择了服毒自尽。
731部队的崩溃不仅仅发生在本部。驻扎在海林镇北的第643支队，在8月10日到13日摧毁了大量细菌实验设备后，和162支队一起向西逃亡，在途中被苏军截击，几乎全军覆没。第673支队的支队长西俊英试图带领部队撤退至大兴安岭林中做最后一搏，但在给每个士兵分发毒药后，支队却决定投降苏军，保住了性命。
1945年10月，工藤三郎被苏军俘虏并交给中国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，他通过其他俘虏得知了其他支队的结局。1956年6月，工藤等1100名战犯被释放回国，他将这段痛苦的经历写进了罪供状，留存在中国的档案馆中。
从8月10日到13日的这三天，工藤三郎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最后挣扎，死亡、灾难和暴行。工藤的日记，带着血与痛，真实地再现了那段黑暗的历史，揭示了日军在绝境中的疯狂、凶残和无情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工藤三郎的日记依然令人心生愤慨。这段历史永远不能忘记，不能忽视那些为祖国和民族献出生命的英雄，也不能遗忘侵略者的残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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